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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中药业的源起与发展探论
安徽芜湖中药业的源起与发展探论
石开玉
(241002,安徽芜湖,安博官方网站思政部 )
[摘要]:安徽芜湖中药业源起于明朝万历年间正田药店的创办。清代嘉庆年间之后,以张恒春药店为龙头的芜湖中药业,逐渐兴起,为今天芜湖中药业的全面兴盛并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中医药基地之一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芜湖;中药;中药史。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徽芜湖中医药发展史”(编号:2007sk358)阶段性成果
芜湖古称鸠兹,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地处安徽东南部,青弋江入长江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以来,芜湖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就很发达,从明清起,芜湖逐渐成为长江沿岸的重要商埠之一,商贾云涌,药市盛行。
一、芜湖最初的中药业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药商品生产随之展开,民间商人开始创设药店,制售“熟药”,国药店于是在各地竞相绽放,中药业随即源起。中国第一批有正式历史记载的国药店是山西的广盛号、上海的长生、温州的徐益寿、广东的陈李济、芜湖的正田药店。
据1807年的嘉庆《芜湖县志》记载:“正田药店,字号永春,垂今二百余年,凡九世”,据此可推算芜湖正田药店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创办的,创办者为安徽休宁人汪一龙,地点在芜湖西门大街。由于主人“精歧黄”,“慎选药材,虔制丸散”,所以药店的中成药“四方争购之,对症取服,应效神速”。明清之际,芜湖正田药店名播海外,“每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市药而归”。[1]P295但有着如此辉煌业绩的正田药店却在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突然歇业了,取而代之的是芜湖张恒春药店。
二、芜湖国药业的中坚――张恒春药店的兴起
早在清嘉庆五年即公元1800年,江苏溧水县柘塘镇泗庄村(现属南京市江宁区)人张宏泰在安徽皖北凤阳府(今凤阳县)创办了张恒春药店。但时运不佳,在“十年就有九年荒”并时有瘟疫流行的凤阳,张宏泰为救助百姓广散药丸,救人无数却耗尽了家产,亏蚀不支,张宏泰只好歇业返乡务农。他的第三个儿子张明禄(张氏家谱上写作张鸣鹿)心犹不甘,决心继承父志,经营药业。公元1813年,18岁的张明禄来到太平府护驾墩(现当涂县护河镇)孙大春药号当学徒,不久便在孙大春药号坐堂行医。张明禄业务娴熟,对跌打损伤、痈疽瘩背、五淋白浊等病患手到病除,因而名扬远乡近邻,百姓来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没过几年,店主孙大春年迈,见儿子年幼,继承无望,就将店盘让给张明禄。张明禄决意继承父业,重振家声,便将店名孙大春改为张恒春,以把父亲未竟的事业发扬光大起来。张恒春药店设立在东关口外,在张明禄悉心操持下,生意日渐红火,便又建了分号张涵春药铺在挡子街关口,在摩鹰顶建起前店后舍,相连成一条张家巷,由此张恒春药店复兴起来。
张明禄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张文金、张文玉、张文彬。公元1845年左右张文金来到当涂帮助父亲经营张恒春药号。1850年左右,张明禄派遣张文金携带纹银近千两,来到被称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的江南重镇芜湖,在芜湖学宫南边的金马门租房子开药铺,创办了“张恒春药号”芜湖分号,4年后迁到西门城内的鱼市街, 1861年左右又迁到长街曹家巷口,6年后的1867年又迁到大门正对着状元坊的上长街147号。
在上长街状元坊口的药铺,从1864年动工兴建历经三年后竣工。药号前店后坊,坐南朝北,前临十里长街,后临青弋江,有石级码头伸入河边,作装卸货物用。石库前门高悬 “张恒春”金字招牌;店内陈设典雅,挂有许多出自米芾、唐驼等名家真迹的楹联、匾额、书画等。大堂两侧的站柱上刻有醒目的嵌字联一幅:“恒德永怀芳流枯井,春光永驻花灿之庭” ,以昭示这位长街新主人志趣不常的心声。正厅有两排长柜,一排为饮片药柜,一排为参、丸、桂、燕和丸、散、膏、丹柜;右侧厅摆有茶几、桌椅等。入内,依次设有批发柜、外帐房、银钱房、参燕细货房、后帐房(经理与资方议事处);店后设药材加工坊:药刀联柜、饮片房、炮制房;后院设原料坊、细货房、腊丸房、洗泡药晒场、粗货房、包装用料房等。芜湖张恒春药号18年内三迁店址,最终在上长街状元坊口奠定根基,自此迈入发展新时期。
芜湖张恒春药号从1867年迁到上长街状元坊口后,其经营方式由零售改为批发为主,商品种类增加了燕窝、丹剂、胶类、人参等高档品,也开始自制丸、丹、膏、散等成药销售,并增设了刀柜、加工坊、饮片房等部门。其门店分为参柜和市柜两部分,参柜出售人参、丹剂、胶类、银耳、燕窝等高档货及自制的成药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六神丸、龟板胶、虎骨胶、阿胶、鹿角胶、益母膏、铜皮膏等等。市柜出售饮片及散、丸等一般成药,兼配药方;门店选料配药认真严谨,严格遵守 “次货不上柜,配方遵古法”的规矩,例如饮片上柜前必须进行筛选,质量好的饮片才送市柜配成药方零售,如果发现有虫蛀、霉烂、变质的,就作下脚料处理,绝不以次充好;配制成药中的麝香、羚羊角、犀牛黄等贵重细料必取上等货并精心配制。由于张恒春药号十分注重药品的质量和药号的信誉,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看病要找滕驼子(当时的芜湖名老中医),吃药要找张恒春”[2],这是对张恒春药号良好信誉的盛赞。
张明禄自复创张恒春药号以来,他深知家业“公平分享”之重要性,“故对三子长幼各为一房,不论人丁多寡均按房系计算,除芜湖张恒春老号为三房公有(此即张恒春老三房之由来),共同经营外,每房只能开一爿无字无记的张恒春药号招牌,其余分支点不得袭用,免惑世人,而损商誉。”[2]因此当时共有四家“张恒春”药号,分别是:在芜湖西门城内金马门的张恒春药号由长房张文金经营、丹阳镇的张恒春药号由二房张文玉经营、护驾墩及南关口的“张恒春”药号由三房张文彬经营,四家药铺都挂有同样的“张恒春”招牌。此外,各房还陆续在安徽各地开设过“张涵春”、“春和义”、“裕康”、“恒春茂”、“张利生”、“恒春和”等药店。
由张文金亲自打理的芜湖张恒春,正日益发展兴盛,然而在光绪三年(1877年),张文金病死,便由三弟张文彬接管店事,因擅用店内资金在芜湖开设“德泰永”钱庄兼营烟土而亏蚀甚巨,严重影响到张恒春资金周转,这才改由张文玉接替,且采用“深购远销、批零兼营、上中下三等药材搭配经营”方式,业务发展迅速,在上海、汉口等地开设坐庄(相当于现在的“驻外办事处”),并派有“庄客”。不幸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文玉携独子张光源(张光源遗有二子:张天元、张天和)同去上海采购的途中,轮船行至黄天荡口(今南京下关)时失事,父子二人舱内罹难。张文玉殉职之后,店务由长房张文金次子张敬之(谱名张光祖)接管。
此时的中国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世事不堪,店事繁多,家事负重,张恒春药号再一味沿袭传统“家族式”经营管理势必牵绊其长远发展,同时也为权衡各房利弊、缓解家族矛盾,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萌芽,即各房抽一代表共管药店,另聘一资方代理人协助处理具体业务(职权仅限于财务、人事范畴之外),时称“管事”。 人事大权,则完全由资方掌管,张恒春药号管理人事的一大特点是所用之人要“行为端方,持德守信”,即使重要人员像“管事”经理有失职行为损害了全药号利益,也会迫于资方压力而主动辞职。张恒春学徒大多数是亲戚、同乡或代理人保荐,伙计、掌柜多从学徒提拔来,店内实行“优胜劣汰”制度,优秀的从学徒升为伙计、掌柜,但对于不称职的顾员则予以解聘。
张敬之采用这种先进的“优胜劣汰”人事管理方法,在店内选用有才能的职工,依次有本门学徒王东海、陈书庭、葛智扬等协助处理店务,加上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使当时许多有才华的人都被张恒春药号囊括其中,使张恒春生意渐隆,声望日彰。对于店内少数有能力的优秀职工由于各种原因要离开药号另谋发展,张恒春药号当家人表现出非常的大度和宽容,不但不刁难,而且在离店人员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予以帮助和关照。芜湖及周边部分药号店主如大昌张衡甫、恒裕泰戴笠渔、长春和葛国仁等,就是出身于张恒春药号或在此从过业,其业务、货源、资金周转、加工等都曾得到过张恒春照应,日积月累,张恒春药号在同行中的威望渐盛。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芜湖水灾泛滥,惟张家未遭此劫,且乘势购进一批货,翌年适逢农村丰收百姓购买力大增,然同业户因上年水灾缺货不少,相比,张恒春备货充足,供不应求,竟出现营业旺盛之局面。
清宣统元年(1909年),张敬之去世,长子张伯炎(谱名天煜)接替药号事务,胞弟传卿(谱名天煌)、堂弟裕卿(谱名天来)参与管理店务工作,并正式聘王善之为“管事”经理。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得以真空发展,张恒春资金的原始积累亦趋快,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资本估计达30万银圆之巨,雇员80多名,进入鼎盛时期。此时,民间赞誉芜湖“张恒春”为国药“三块半招牌”之半块,屈居北京乐家老铺“同仁堂”、汉口“叶开泰”、杭州“胡庆余堂”之后。
民国二十年(1931年)张伯炎(老大房文金之孙)年老,张裕卿(老三房文彬之孙)继任药号经理,张筱泉(谱名启家,老二房文玉之曾孙)参与管理,从而形成张恒春历史上“三房共管”的局面,此时经理为王善之之子王子勤。王子勤在张利生分号当过学徒,积累了一些业务经验,又常随父往返各地采购药材,故阅历丰富,办事精明,善于交际;王子勤担任经理以后,资方各房代表已经不参与店中具体的业务,只对企业的人事调迁和企业收支、各房分配等问题较为关心,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采购等都委归代理人负责。这无形中造成资方职权弱化,代理人利欲膨胀,办事一意孤行,导致张恒春亏损巨大的“上海事件”发生。所谓“上海事件”,是指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季,资方代理人(管事)王子勤从银行借贷大批货款,月支利息千两,在上海盲目购进一批高档药材,价值为42万两白银,折合银元53.7万元,连同本店原有存货共73万元。不料夏季长江流域发生空前的大水灾,市面萧条,营业一落千丈。就在这屋漏偏遇连天雨之际,船破又遭顶头风了,仓库的进水,使库存的药材遭水渍变质,连抢带救,亏蚀了21.3万元。随后,经过人员的一系列整肃调动,经内助外援,药号才稳定了局势,转危为安。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张恒春药号改聘本店员工谢树德为管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底日寇侵占芜湖,局势逼迫张恒春歇业并遣散店员,仅少数人留守看店;在此期间,芜湖沦陷,日寇燃烧弹袭击起火,蔓延至张恒春店铺,除一些建筑、药具、药柜残存,其余皆毁于一旦。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汪伪政权开始恢复各地市场,当时管事谢树德由香港返回上海,电召张健卿,裕卿,筱泉三人返芜复业,并在当时《芜湖新报》连刊了“张恒春参燕国药老号”广告以示复业,开始着惨淡却有序的经营。这时资方代理人张健卿开始主持张恒春大计,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裕卿病逝,张健卿(谱名天松,文金之孙)废止资方代理人制度,自任经理,率两位堂侄张筱泉(谱名启家)、张子余(谱名启厚,裕卿长侄)主持店务,王礼卿、李修远、孙家顺、葛华珊等曾就职于此,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张恒春公私合营。
三、芜湖中药业的全面兴起
晚清民国时期,芜湖共有大、小中药行、店50余家,包括中药批发行、批零兼营店。规模较大的除了张恒春老店及分店外,王太和、同涵春、满江春、大昌、朴同康、陶仁和、王春生 、王天成、刘长春、恒裕泰等药号在北门、中长街、寺码头等地出现。此外,在沿河路一带还有南北货栈多家,除经营南北货外,也购销部分中药材。全市共有中药业从业人员400余人,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江苏省溧水和江宁县人[3] P47。中药店面多、从业人员多的情况,显示出中药业在芜湖的全面兴起。
芜湖中药业全面兴起的主要原因是自明清起,芜湖逐渐成为长江沿岸的重要商埠之一,同时也逐渐成为安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安徽一些著名的中药材如南陵凤丹皮,宣城木瓜,岳西茯苓,徽州菊花,潜山厚朴,以及南陵、繁昌的明党参、桔梗、半夏等药材,大多经过芜湖集散,运往全国各地,有的还远销国外,这带来了芜湖中药业的兴旺发达。
芜湖中药业的全面兴起还由于芜湖本地有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据万历年间《青阳县志·风土志》记载,芜湖地界有中药28种之多。《芜湖县志·关税志》(1754年版)记载:从芜湖海关出口的本地药材分四类,计120多个品种。清康熙年间的《南陵县志·物产篇》记载的本地中药有17种,《芜湖县志》记载的本地药材计有70-100余种。1937年前,本地药材经芜湖海关出口约20个品种,年出口量约2万4千担,其中以桔梗为大宗,每年约1万担以上,其次是丹皮、首乌、松香,每年平均2千担以上,远销香港和东南亚一带。[1]P313抗战后,因战事纷乱,药材的采集、生产受严重影响而锐减。
四、结语
芜湖中药业源起于明朝晚期,兴起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为当前芜湖中药业的全面兴盛并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中医药基地之一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 药史考证之贰百余年张恒春,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 走进张恒春,http://www.zhanghengchun.com。
[3]陶家声,芜湖中药业发展简史[J],基层中药杂志,1987年第1期。